我叫董书宇，是一名中共党员，也是腾冲市红十字会的一名志愿者。自2008年开始，我曾在山区孩子的朗朗书声中播种希望，在抗战老兵的颤抖掌纹里触摸历史，在孤寡老人的泪水中奉献温暖，更在疫情的暗夜里化身火炬……只要有空，我就会奔赴志愿服务的现场，用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，在点滴付出中寻找生命的价值。

几年来，我曾在志愿领域多次获得各种荣誉，但我深知，真正的勋章，从来不是挂在胸前的荣耀，而是在那些被爱浸润过的灵魂里，永远鲜活的感动。正如今年初夏，我在志愿服务中，与卢汉滇先生相遇的故事，恰似一颗璀璨的星星，永远闪耀在我生命的夜空。

卢先生抵达那日，春末的雨丝正织着薄雾。他站在保山地铁站门口，手里拎着褪色的帆布包，像极了邻家爷爷。谁能想到，这位1949年出生的老人，曾在农家谷仓改建的教室里，借着煤油灯苦读。在下乡的十三年里，把青春埋进黄土地。又在1989年，以四十岁“高龄”独闯香港，从一句粤语都听不懂的“外乡人”，熬成让人敬重的企业家。他一生节俭，一辈子都没舍得买过车，但长江水灾，他捐资捐物；汶川地震，他顶着余震押送五吨毛衣至灾区；2013年，年近六旬的他第一次爬上大凉山，从此十年十次翻越险峰——5300张笑脸、330万元助学金、十多车物资，都是他用蹒跚的脚步丈量出来的爱。

四月的滇缅公路，木棉正红得惊心动魄。76岁的卢老拒绝了我们志愿者的搀扶，背着双肩包走在最前面，包带磨出的毛边，像极了他半生的褶皱。他忘却了几个小时的奔波，挺直了腰板说：“当年远征军走这条路，可是三天三夜不合眼哪。”

次日清晨，他在惠通桥遗址前站成一尊雕像。怒江在脚下咆哮，他忽然从包里掏出一枚旧怀表：“这是父亲当年押运物资时买的，齿轮里卡着的，都是滇缅路的风雨。”

作为驻印远征军后代，在国殇墓园，他在远征军的墓碑前长跪不起，白发被山风掀起，像一片漂泊半生的云，终于落在了故乡的土地上。

在马站乡保家村，他紧握住远征军后人李发生家属的手，将助学金交给他，皱纹里都盛着泪。李发生家属激动地说：“您父亲是英雄，您也是。”卢老摇摇头：“我只是踩着父亲的脚印，来看看当年他们用生命守护的地方。”

卢老身上穿着洗得发白的衬衫，却在捐赠清单上签着五位数的金额。他的名字“汉滇”，藏着父亲对中原与滇西的眷恋。他每年清明必去香港的抗日英烈纪念碑，用云南方言念诵碑文。他手机里存着2000多张山区孩子的照片，每张都备注着“小花考上高中了”“阿木学会写信了”。

这次重走滇缅路，他在畹町桥下放了两瓶酒。一瓶敬父亲，一瓶敬所有没回家的英灵。八千里路云和月，他走得很慢，却走得很坚定：“我的根，永远扎在这片土地里。”

分别前夜，卢老将两颗水果糖塞进我掌心：“尝尝，这是我在香港常买的牌子。”糖纸在深夜的台灯下沙沙作响，他忽然笑了：“做志愿者啊，要先甜自己，才能甜别人。你看这糖，外面是硬的，里面是软的——就像我们，经得起风雨，也要藏得住柔情。”

这次志愿工作结束后，我把那两颗糖放在我的志愿者日记本里。每当疲惫时，就能看见糖纸上淡淡的字：“爱出者爱返，福往者福来。”想起他在大凉山上说的话：“也许有一天我走不动了，但这些孩子会接过接力棒，让善意长成森林。”

如今，我仍会在每个清晨背起志愿包，走过腾冲的街巷。路过惠通桥时，总会想起那个倔强的背影；探望老兵时，总会想起他给老人戴帽子的温情；在给山区孩子寄物资时，都会特意多塞两颗水果糖——因为我知道，某个遥远的山村里，会有个孩子剥开糖纸，眼睛亮起来：“这是香港阿爷的味道。”

这场志愿活动，让我深刻地感受到：真正的传承，从来不是惊天动地的宣言，而是像糖块一样，把甜蜜一点点融化在时光里。卢老教会我的，不仅是行善的勇气，更是把爱酿成细水长流的智慧。当我们弯下腰为他人系紧鞋带，当我们踮起脚为弱者撑起屋檐，那些瞬间的温暖，终将汇聚成照亮人间的星河。

愿你我都能成为这样的“糖块”——用一生的光阴，把自己熬甜，递给世界。